■本报记者 杜蕾 倪秀

81岁的赵家骥终于要“卸任”了，将他一手建立、看着长大的四川省农村教育研究会（现四川省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）交棒给后继者。

“我也没想到，这会长一当就当到了现在，终于要下来啰。”赵家骥打趣说，“你们不知道，找到适合接棒的人多么难。”

这个成立于1984年的研究会，为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创建了平台，见证了四川乃至全国农村教育的巨大变化。正如它的创办者赵家骥一样，始终怀着使命感与责任感，探索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。

赵家骥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，曾任犍为县委副书记、乐山教育学院党委书记，担任乐山市教委主任18年，现为四川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农村教育分会会长、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聘任专家。

他致力于农村教育研究，撰写了600多万字的论文和著述，多项模式在全国推广。他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的构建农村教育新体系的“三环论”，改变了农村教育单一的体系结构，受到顾明远、瞿葆奎等教育家的高度赞扬。如今，退休后的赵家骥仍然活跃在农村教育研究的天地里，为四川农村教育贡献着一道道“良方”。

天然的使命感

深切了解农民需求，为他们的生计、教育鼓与呼

新中国成立时，赵家骥11岁。那时，他家十分穷困，全靠母亲一人支撑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县上工作队到赵家骥所在村组，遇到正在地里做农活的他，便动员其去考大学。

“没想到，这一考竟然考上了。”1956年，赵家骥进入四川师范学院（现四川师范大学）就读。在他的记忆里，那时学校还没有水泥房子，全是草房。“学校教务主任时常说，我们住的是‘黄金屋’，因为草屋远看上去是金黄色的。”

由于家庭贫困，赵家骥读大学时，除了母亲凑的些许生活费，主要是靠人民助学金过活，“我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情很深，能一路读完大学，都是靠国家的栽培和帮助。”

毕业后，赵家骥留在母校任教，后又从事科学研究，1974年，他被任命为犍为县县委副书记。尽管并未分管教育，但他每走到一处，首先去看的都是学校。“那时农村学校条件很艰苦，基本没有独立的办学场所，大部分都在祠堂、庙宇里。”1982年，赵家骥调任乐山地区教育局局长，与教育的牵绊更深了。

在农村长大，学师范出身，赵家骥对农村教育有种天然的使命感，他的教育活动也一直贯穿“三农”事业。他深切了解农民的需求，关心他们的生计、情感与需求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，四川农村教育发生的巨大变化，有着最直观、最真挚的感受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四川学龄儿童入学率极低，文盲充斥，办学条件十分简陋。

“那时乐山的情况就是校校有危房，四面透风的‘四穿’教室处处可见。”赵家骥说，每逢刮风下雨，校长、局长没有不提心吊胆的，担心房屋漏水、垮塌，揪心学生安全。有的学校，学生下课回宿舍，都要搬着砖头回去，因为下雨寝室都会进水，要踩在砖头上才可以走。还有个学校，就在乐山大佛附近的寺庙。四个班的学生都在寺庙的大殿里上课，经常会有4个老师分别给学生讲课，像杂乱的交响乐一样，互相影响。

至于教学设施，除了一张坑坑洼洼的黑板，什么也没有。“黑板烂到什么地步，就是你写个数学题，数字看着都带小数点。”有一次，赵家骥在当时的井研县东陵乡打鼓滩小学听课，一名语文老师课上一直没有写板书，课后，他委婉地跟老师聊天，提醒她不写板书，可能很多学生会听不懂课。老师闻言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原来，粉笔是定量领取的，老师头一节课写太多板书用完了，这节课没有粉笔可用了。听了老师的解释，赵家骥觉得很心酸。

“不能再让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了，一定要消除危房，改善办学条件！”赵家骥下了决心。可是，钱从哪里来？

乐山市创造性地提出“县为主体，乡为基础，分级办学，分级管理”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，调动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，采取集资办学的方式，来建设学校、改造危房。仅1982年至1983年，乐山市多渠道集资达4500多万元，极大改善了办学条件。“如何调动社会，尤其是农民对办教育的积极性，是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。正是基于这一点，乐山的教育改革是从‘集资办学’起步的。”赵家骥说。

“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四川农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为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，树立了历史丰碑。”赵家骥真挚地说，过去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是今天难以想象的，今天农村教育面貌的改善，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。

实践出“真知”

一头扎进农村，推动农村教育的创新实践

“赵家骥是个‘点子’特别多的人。”这是不少认识赵家骥的人对他的评价。

长期以来，农村教育，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处于边缘化的位置，鲜有人问津。赵家骥却一头扎进农村，研究农村、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，提出了很多具有实践意义的创新办法。

在乐山集资办学的热潮中，农民对教育的热情空前高涨。怎么有效保护、延续农民对于教育的积极性？赵家骥在调研中发现，当时的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普遍效仿中专模式，以学文化、全日制为主的办学特征，一人一年学习某个专业须达到1200学时才能合格。“这样意味着要脱产学习，而想来学习的农民绝大部分是家里的经济支柱，他们没有这样的时间。”

面对这样的困境，赵家骥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将“化整为零，积零为整，零存整取”的理念运用到农村成人教育中：将学习内容化整为零，通过若干次短期学习，可以完成一定阶段或一定系统的知识和技能学习，最后达到将学习内容融会贯通，实现“零存整取”的效果。这也就是后来被普遍运用的“短平快”模式。

“‘短’就是每次学习时间短，从学习到应用的周期短；‘平’就是要适应农村生产力的水平，适应农民的水平，也要适应发展的水平；‘快’是学校要对农业科技信息的接收快，农民把技术运用到生产中的见效快。”长期与农村、农民打交道的经历，让赵家骥深知，农民是很现实的，针对其的教育内容必须是实用的、有效的，他们才会愿意接受、愿意来。

于是，实用技术成了“短平快”模式的主要教育内容，虽然农民需要学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，但在赵家骥看来，满足当前农民生产实际的需求始终是第一位。就这样，乐山市以乡镇成人学校为依托，逐渐办起果、蚕、药、菇等几十种专业的培训班，吸引了大量农民前来学习。

“‘短平快’模式试行的1983年，乐山参加成人教育的农民就提高了一倍多。到1986年，学习人数暴增到60多万人，非常受欢迎，也帮助很多老百姓富裕起来。”这让赵家骥欣喜不已。更让他高兴的是，1987年8月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组织召开的“亚太地区大众教育研讨会”上，“短平快”模式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，被当时的联合国亚太地区总干事称为“发展中国家的优化模式”，会后，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在其他国家推广，“短平快”模式走向了世界。

“短平快”的成功，没有让赵家骥就此止步不前。他孜孜不倦地探索适合教育实际的模式，推动农村教育的创新实践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职业学校在兴办过程中，面临与经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的问题，学生学用脱节，生源日趋萎缩，职业学校亟待在办学思路上寻求突破。1988年，乐山推出了“宽实活”模式，这又是来自赵家骥的“手笔”。

所谓“宽实活”，“宽”是指专业覆盖面宽，采用主学一门专业，兼学相关专业的办法；“实”是指教学内容要实际、使用，培养动手能力、生产经营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；“活”，是指农村职中学制要活，办学形式、教学管理制度、招生办法、学籍管理等灵活多样。

这一模式的出现，激发了不少职业学校的活力，促使他们重新焕发了生命力。曾任上海职技教育研究所所长的黄克孝，在其所著的《职业和技术教育课程概论》中，列举了世界职业教育的六大课程模式，“宽实活”位列其中。

数年的实践探索后，赵家骥开始思索农村教育整体改革的问题，创造性地提出“三环论”，强调农村教育新体系必须具备普通基础教育、职业技术教育、成人教育三大元素。这三个“圆环”要围绕提高人的素质这一核心，“交叉”“渗透”“互补”，打破封闭，互相开放，互为所用，发挥整体功能。

“三环论”的提出，得到了当时教育学界的普遍认可。著名教育家顾明远评价其是对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贡献，认为赵家骥“从实践出发，提出问题，上升为理论，为教育科学增添了宝贵的财富”。曾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韩邦彦则题词道：“首创三环论，京华播声名。”

从“短平快”到“宽实活”模式的实践，再到“三环论”的创立；从解决职业学校办学问题，到“113”模式、 ZGY课程体系的产生……层出不穷的“点子”，绝非偶然。这些都是赵家骥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，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理论见解。

“办教育，我一直都遵循着一点，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，要真正了解、研究老百姓渴望什么、需要什么。”赵家骥说，这么多年，自己之所以能做了一些有用的事，提出一些“点子”并站住脚跟，都是根据这一点出发的，才能不断有新想法，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。

不停歇的“会长”

搭台唱“戏”，凝聚农村教育人的力量

一个人搞农村教育，精力和覆盖范围始终有限。但如果把关心、热爱农村教育的人，集中在一起呢？

四川省农村教育研究会应运而生。赵家骥说，最初成立研究会，是为农村教师提供一个交流讨论的平台。“集资办学让学校硬件好起来了，但庙子建好了，‘菩萨’要显神，群众才会来。高水平、教得好的老师，就是显神的‘菩萨’。’

在西南师范大学（现西南大学）几位教授的帮助和支持下，“台子”搭了起来，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东、江苏、浙江等19个省市的农村学校管理者、教师齐聚乐山，交流研讨。

起初，大家只围绕一个问题谈：“所在的农村学校，如何提高老师的教学水平”，老师们的理论研究水平不高，但讨论教学上的问题十分积极、热心。大家七嘴八舌地共同探讨、共同进步，研讨的问题也渐渐变成农村学校师资队伍如何建设、怎样激活管理体制等等，大家搞活动、找选题，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。

直到现在，农村教育研究会每年仍在举办活动，为四川农村教育出谋划策。

参与研究会的老师毕竟有限，如何调动起广大老师的积极性，赵家骥明白，关键还要打通教育教学研究的“神经末梢”。1985年底，仁寿一中建立了学校教科室，这是全国最早的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室。次年，乐山又在全市的师范学校（中师）、重点中学、实验小学，以及条件比较好的农村中小学，广泛建立教科室。“学校要培养老师，开展研究势在必行，让问题就在学校解决，而不是只靠几个人去支撑。事实证明，这样对大面积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。”

学校教研室的做法在全国慢慢铺开，不少省市的人都感叹说：“四川是个常有新点子的地方。”

在赵家骥看来，四川农村教育之所以能保持敏感性，是因为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，使人的思维很活跃、开阔。那时，高校研究理论的专家和教育一线的人联系很多，比如当时西南师范大学、四川师范学院，甚至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人经常在四川农村一线开展实践，基层的教学工作者能得到很多指导，接受不少新理念，对一些问题的敏感度很高。反之，实践也促进了这些专业学者的研究。“‘埋头拉车不看路’是不行的，四川能出东西，实践和理念的有效结合，做得很好。”

退休后的赵家骥，仍然在农村教育一线马不停蹄地奔走，不知疲倦。他说，退休了，对于农村教育，他的调查研究工作可以更深入，理解得更透。

这个时间里，赵家骥提出了“城乡教育一体化——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”的命题。在他倡议下，2006年，由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与眉山市人民政府和东北师大主办的全国“新农村建设与教育”研讨会在眉山举办。他与谢家训联名撰写《21世纪中国农村教育——对农村教育跨世纪腾飞关键问题的探讨》中系统探究了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问题。在泸县九中，通过实施农村中学的多模式办学，达成了“农民子女成才的学校”的目标。作为关心下一代的“五老”，80岁的赵家骥还奔波于乐山各个中小学校，做义务宣讲、辅导，担任青少年创造教育的顾问，在科创教育上下功夫。

“四川教育这些年变化很大，成就也很大。我作为老一辈的教育工作者感到很自豪。”退休已20年的赵家骥始终心系四川教育，他说：“教育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，基于此不断研究和实践，才能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