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填报北大考古专业的事情，让一向“冷门”的考古学“火出了圈”，虽然被不少网友质疑“没钱途”，但包括樊锦诗在内的多位考古界前辈纷纷发声“撑她”，瞬间让钟芳蓉成为考古界的“团宠”。 

考古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？有着怎样的学科魅力？近日，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考古界的另一位“大咖”霍巍——中国著名考古学者，四川大学杰出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全国模范教师，教育部长江学者，用自己的求学经历和考古传奇揭开考古学的神秘面纱。

霍巍 

“马拉山口正修水渠，那儿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，你们快去看看，有没有价值，不然可炸啦！”

西藏吉隆县宗喀乡乡长罗桑的一句话，让霍巍一扫初到高原的不适和疲惫，顿时兴奋起来。他隐约感觉到，这块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“汉字石”，一定“不简单”。

1990年5月，四川大学考古系青年教师霍巍和李永宪，到西藏参加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，他们被派往日喀则地区最南部的吉隆县，在苦苦寻访文物线索时，一块“神石”如从天降，让霍巍叩开了西藏考古新发现的“大门”。

高耸的崖壁下，一通黑黢黢的摩崖石刻碑铭依山而立，因为被当地藏族群众视为圣物，表面涂满厚厚一层酥油。当霍巍靠近石刻，发现下部已经残损，铭刻文字更是漶漫不清。

考古队员就地用喷火灯烧起开水，兑化了一袋洗衣粉，开始洗刷碑面的酥油。碑刻的底子渐渐露了出来，霍巍的手有些颤抖：碑额上，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一排五厘米见方的篆书榜题赫然入目。

“嗬！难道是一块唐碑？！”霍巍心跳加快。

队员们压抑住内心的激动，加紧了清洗，碑身的正文也清晰地显现：“维大唐显庆三年，大唐驭天下之……”霍巍双眼瞪大：“显庆三年，即公元658年，这块碑竟然比举世闻名的‘唐蕃会盟碑’还早160多年！”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洗，石碑现存24行、约200多个文字全部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。碑文大意是：显庆三年，大唐国力强盛，高宗皇帝派遣“左骁卫长使”王玄策等“关内良家之子”十数人出使天竺。使团一路翻雪山、过栈道，经“小羊同之西”前往天竺。途径吉隆山口时，目睹山河之壮丽，感慨路途之艰辛，又联想到勒石燕然的旧事，认为非树碑无以记功德，非刻铭无以示威仪。于是，便有了这记载历史的遗迹。

大唐天竺使出铭局部

公元7世纪中叶，中西交通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“（吐）蕃尼（婆罗）古道”，这条道路经拉萨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加德满都谷地，再经泥婆罗首都而入印度。但长久以来，“蕃尼古道”仅存在于史料记载之中。

“这条路究竟在哪里？”霍巍一直在寻找。直到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被发现，才证明了这条新路线的存在，同时明确了准确的出山位置，更让王玄策这一大唐外交的风云人物，从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浮出水面。

“很多历史在没有被发现以前，就是一片空白。”说话间，如今年逾花甲的霍巍仍然难掩兴奋，满眼放光。西藏考古30年，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霍巍的双鬓，年岁日长，血压渐增，他笑称：“每次从高原下来，‘缓过劲儿’的时间越来越长。”

也是在这被霍巍感叹为“幸运”的30年中，他和“铁杆儿”队友李永宪，“一去高原数千里，俯身埋头便经年”。

从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开始，史前的“细石器”，比文成公主历史更早的丝绸、茶叶，来自中原和中亚各地的青铜器、金银器、珠宝、香料……不断被探知、发现，它们褪去历史的风尘，将西藏的前尘往事娓娓道来，让神奇瑰丽、扑朔迷离的西藏文明，不再停留在“据说”、“相传”……

寻找“王玄策”

贞观二十二年（公元648年），长安城中一个叫王玄策的中年男子，正踌躇满志地清点随从、整理行装。受唐太宗李世民派遣，他将以正使身份出使天竺。四年前，他曾作为副使，随正使“卫尉寺丞”李义表，护送中印度戒日王使节回国。那是他第一次踏上印度次大陆的土地，天竺诸国异域风情和戒日王热情隆重的接待让他记忆犹新。

不料，当王玄策历经艰辛第二次到达中印度时，与唐朝修好的戒日王已死，权臣阿罗那顺篡位，并自立为王。阿罗那顺改变了与唐交好的策略，派兵袭击了大唐使团。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众迎战，终因力量悬殊，寡不敌众，矢尽被俘，使团所携财物，也被悉数劫掠。

王玄策趁机逃脱，赶往吐蕃西部边境，以唐蕃“甥舅之国”的名义，征招尼婆罗国（今尼泊尔）7000骑兵和吐蕃1200人精锐甲兵，掉头攻打阿罗那顺，大破中天竺军队，并将俘虏的阿罗那顺押解回长安。据考证，伫立在唐太宗昭陵前的十四国君长石像，其中一尊便是阿罗那顺。

今天，史学界以外所知的王玄策，大多源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《天竺热风录》，这本奇幻小说以王玄策出使天竺的历史为蓝本，用丰富的想象力，细致描写了天竺的人文风物和蕃尼联军大战阿罗那顺的宏大场面，引发了不少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关注。

漫画版《天竺热风录》中的王玄策

然而，中国史书对王玄策的记载极少，新、旧《唐书》皆未为其立传，王玄策所著《中天竺国行记》一书也已散佚，仅存的一些文字片段，散见于《法苑珠林》等几部佛教书籍中。王玄策这个“孤胆使节”，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。

背靠巍峨的喜马拉雅雪山，王玄策统领尼婆罗、吐蕃联军，策马驰骋在恒河平原……这样的画面，曾一次次在霍巍的脑海中浮现，在他的胸中激荡。

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唐代，王玄策是如何纵横来往于大唐、吐蕃、尼婆罗、天竺诸国的？他行走的是哪一条路线？他数度出使天竺，是否遗留下蛛丝马迹？疑问，久久萦绕在在霍巍心间。

1978年，21岁的霍巍考入四川大学。那年，川大考古系在云南的招生计划归口到了历史系，填报历史系的霍巍，阴差阳错到了考古系。在此之前，他曾是中缅边境某部队的一名边防战士，从军的经历让霍巍对战争史和相关的历史人物充满兴趣。

霍巍在川大读书时，可谓大师云集，“群星璀璨”。当时，川大考古系授课教师大多有历史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学等学科背景，其治学主张把考古材料置于历史环境之中，更要把历史学、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运用到考古学中。

教授中国西南考古课程的童恩正老师让霍巍至今难忘。课堂上，童老师不仅运用大量民族学、人类学理论分析考古实例，语言更是生动华美。

“用‘华美’这个词，真是一点也不为过！”霍巍说，也许很难想象，童先生还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，他的代表作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、《古峡迷雾》曾开启了一代青少年对考古的遐想。

至今，霍巍还能清晰地记得，童恩正讲述案例时的神情和语态，“画面感极强，扣人心弦、引人入胜……”

“没有想象力的考古学是没有灵魂的。”敢于想象、大胆假设、科学求证，霍巍没有想到，自己老师别具一格的讲课风格和治学理念，多年后，竟成为他学术追求的动力源泉。

1990年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国各地展开，西藏自治区缺少专业考古力量，向全国借调人手，四川大学考古系派出霍巍和李永宪两位教师赴藏支援，那年，他俩刚刚33岁。

霍巍讲起第一次进藏时的情景，也颇具“画面感”。他和李永宪在成都一家“苍蝇馆子”点了两份肥美的“粉蒸肉”，“认真地”吃罢，便对李永宪说“走！”。

30年前的霍巍（右）和李永宪

这一声“走”，颇有些“风萧萧兮”的意味。对于西藏之行，霍巍除了“彻夜难眠”的兴奋和激动，如履薄冰之感也如影随形。西藏是考古领域的一片“处女地”，“怎么去做工作，结果会怎样，谁的心里也没底。”

被派往日喀则地区的路途中，霍巍极尽脑力，联想他所知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一切，王玄策这个令人“荡气回肠”的名字，再一次浮现出来。在吉隆县寻访文物线索时，霍巍在心中预设了一个关于王玄策的“主题”，逢人便问“有没有见到过刻着汉字的东西？”

冥冥之中，霍巍有一种预感，“一定能找到王玄策！”

“直到‘大唐天竺使出铭’中‘大唐’两个露出来的时候，那种预感越来越强烈。”

“果然，王玄策的名字也跟着出来了。” 

“牧女献糜”与“牧女引路”

结束日喀则地区的文物普查之后，1991年，霍巍与李永宪“转战”山南地区，1992年又“开拔”阿里地区。三年时间，俩人的足迹已遍布大半个西藏。

田野考古工作，风餐露宿，是公认的“苦活”。高原考古，更是“苦中之苦”，苦到什么程度呢？高原上物资供应不足，霍巍常常是晚上煮一锅面条，舍不得吃完，第二天早上热剩下的半锅当早餐。

一次，他特别想吃萝卜，找来找去，发现只有当地产的“藏萝卜”。他便买了两个，放进高压锅里炖了一个多小时，拿出来用刀切，铿铿作响。

霍巍苦笑道：“我的天，这是世界上最硬的萝卜！”

“对付”生活之苦，唯有心态的达观。

有一回，考察队的车陷在河道中，形势危急，坐在副驾驶李永宪第一时间抢出了装相机的包，里面全是调查的一手资料。坐在后排的霍巍至今还笑着埋怨，“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抢救我！”

霍巍和李永宪抢救落水的考查资料

1992年，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工作即将告一段落。本是“苦日子”的终点，但又一个意外的发现，让霍巍的人生和西藏考古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，信徒开凿岩窟、雕塑佛像，以供礼拜和僧侣修行、居住。随着佛教东渐，石窟寺也随着僧侣东行的脚步传至中国。据考证，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公元3世纪，兴盛于5-8世纪，最晚的延及明清。

通过对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的石窟形制以及造像差异进行对比研究，考古学家发现，5世纪晚期以前，中原北方石窟受到新疆的影响，可能与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有关。5世纪晚期以来，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“本土化”特点，但其发展演变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。

“从新疆到北方，再到南方，如果把各地的石窟联系起来，就会惊讶的发现，石窟的发展史，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、一部文化交流史。”让霍巍感到疑惑的是，西藏自古以来佛教兴盛，可这一地区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龛像，几乎没有一座大型的石窟。

有学者甚至下了定论：“西藏没有石窟寺！”

霍巍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佛教石窟发展“链条”上“缺失的一环”。在寻访文物的时候，他如同寻找“王玄策”一样，刻意留意着，“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？”但得到的，几乎都是否定的回答。

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东嘎村和皮央村，象泉河谷附近两个闭塞的小村庄，这里曾是古格王朝盛极一时的宗教和文化重地。1992年6月的一天下午，霍巍结束了在皮央村的调查，在返回东嘎村的路上，遇到了一个牧羊少女。

女孩向他们挥手，“我能搭你们的车么？”“当然，上车！”

“手勤、眼勤、脚勤、口勤”是考古人的“优良传统”，也是霍巍一直坚持的工作习惯。他见这个牧羊女能讲汉语，便问道：“你放羊的时候，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？”没想到，这个女孩肯定地点了点头，并答应为考古队带路。

霍巍喜出望外，跟着牧羊女来到一片断崖之下。“一抬头，好家伙，密密麻麻的洞窟，就像蜂巢一样。”

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戈壁上，午后阳光的炙烤让人几近窒息。为了接近这些洞窟，又渴又饿的考古队员们，手拉手形成“人链”，在陡峭的崖壁缓缓移动。

当进入其中一个较大的洞窟时，霍巍震惊了：满目丹青！四壁满绘象征佛教宇宙观念的曼荼罗（坛城图），天然矿物颜料使得壁画历经千年而弥新，如同缀满珠宝的巨幅锦绣。窟顶是四套斗形藻井，这种模仿佛殿结构的“覆斗室”形制，普遍流行于隋唐时期开凿的洞窟之中。

中原风格的龙凤，波斯风格的双狮，克什米尔风格的神佛、菩萨……洞窟中的壁画的造型、绘制技法吸收多方艺术，而又浑然一体，青、蓝与绛红色调的猛烈碰撞，勾勒出一个既轻逸雅致，又朴拙厚重的佛国净土，让人联想到了龟兹克孜尔，想到了丝路敦煌……

石窟藻井局部

受多重文化影响的飞天形象

洞窟中的十一面观音形象

眼前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震撼、惊喜，全身如同走过微弱的电流，横扫倦意。大家马上投入工作，忙着测量、绘图，却没有注意到，为他们引路的牧羊女已经悄然离开。

后来，皮央东嘎石窟群在国内外引发轰动，虽然当时还无法判断其准确的开凿年代，但根据其创作风格推测，应当在古格王朝早期。

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对佛教采取禁绝措施，史称“朗达玛灭佛”，后来吐蕃崩溃，部分王室后裔逃亡阿里，于公元10世纪左右建立古格王朝。皮央东嘎石窟大约创建于此时，即学界所称的“藏传佛教后弘期”初期。在霍巍看来，如此宏大精美的石窟寺，没有相当的财力、人力，是不可能完成的。皮央东嘎石窟群的发现，不仅从侧面反映了古格王朝早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情况，更补全了佛教艺术发展“链条中”重要的一环。

置身金碧辉煌的殿堂之中，人们甚至可以想象，一拨拨来自东亚、中亚、南亚等地的佛教僧侣、能工巧匠，带着虔诚的心，通过不同的通道，在阿里高原汇集，交流思想、碰撞智慧，焚膏继晷，将不同的文化付诸笔端、荟萃一堂。

重大的考古发现固然让人欣喜，而让霍巍念念不忘的，还有那个引路的牧羊女。3年、5年、10年……此后每一次到阿里，他都多方打听，苦苦追寻小女孩的下落，可惜始终没有结果。

为考古队开车的藏族司机深受感动，他劝解霍巍：“按照我们藏族人的说法，那女孩就是‘娜姆’，天女下凡！佛陀苦修时，有‘牧女献糜’，助他证悟得道。上天知道你们是来保护文物的，就派‘牧女引路’，这是缘分啊！”

霍巍释然了。如同考古工作一样，既需要“执著”，但怕的也是“执著”。

不少人印象中，考古如同近年来流行的“盗墓文学”一般，惊险、刺激，充满神秘。

但在霍巍看来，考古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平淡而琐碎的，“谁也不知道一铲子下去，到底能发现什么，偶然与必然，努力与运气，科学与探险，常常交互作用”，唯有抱着敬畏之心、平常之心，“但行好事”。

“人们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根源，才能自信而坦荡地走向未来。”霍巍说，从这个角度看，考古学不仅还原着祖先的生活，更推演着社会的变迁、探索着我们前行的道路，“这也是这门学科的力量所在。”

走出中国特色的“考古路”

西藏考古三十年，霍巍一直都在寻“路”。尽管高原常常用稀薄的氧气、大雪封山、塌方、泥石流阻碍考古队员的脚步。

在被视为“生命禁区”的青藏高原，人类何时涉足？如何生存？高原文明的发展与演进，是否和世界其他地区有相似的历程？

这许许多多的“空白”和“秘密”，让霍巍魂牵梦萦，步履难停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带领考古系76级学生开始进入西藏考古，他们于1979年发现了西藏第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村落遗址——卡若遗址，填补西藏史前历史的空白，同时也开辟了西藏考古这一专业领域。

在那之后，霍巍又举起“接力棒”，将西藏考古发展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“显学”。

2013年夏天，霍巍和他的学生仝涛在印度河上游象泉河流域的西藏噶尔县调查时，发现一批公元3世纪左右的墓葬，他们认为这批遗址属于比古格王朝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。

在汉文典籍中，象雄被称为“羊同”或“女国”，这个王国世世代代由女性执掌政权，以畜养牛马为业。藏文文献中记载，象雄疆域辽阔、国力强盛，是西藏本土宗教“雍仲本教”以及藏医药等文化的“源头”。古老的象雄文明被后来兴起的吐蕃所灭，但文献和传说中所述的象雄，大多无法从考古材料上来加以确认，留给后人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谜团。

霍巍在西藏调查古代墓葬

8月是阿里高原的雨季，连绵的雨水让泥土格外酥松，一辆卡车行至当地人称为“穹隆”的地方，碾压过的路面陷下了一个大坑。

附近古鲁甲寺的僧侣帮忙把卡车抬出来，发现这个大坑底下竟然是一座墓葬。这一偶然的发现，引起霍巍团队的极大兴趣。

一清理，不得了！墓主人头戴黄金面具，浑身裹满丝绸，在头部附近的丝绸上，考古队员发现了“王侯”两个汉字。霍巍认为，带着汉字的丝绸，不可能是当地出产的，极有可能是中央王朝赠与当地贵族首领的礼物。

发现还在继续。考古人员在出土的一些铜器和木器内发现茶叶状的食物残渣。经检测，这些残渣的确是茶叶，碳十四测年距今1800年左右，成分与汉景帝阳陵中出土的茶叶完全一致。

“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着，唐代文成公主入藏，第一次给西藏地区带去了茶叶。但在这次考古发掘中，却发现了汉晋时代的茶叶，比文成公主时代还要早几百年。”霍巍笑称，“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奇妙的收获吗？”

在霍巍的考古人生中，这样的“奇妙收获”实在不少。当把越来越多的考古线索联系到一起，一个崭新的概念渐渐在他的头脑中建构起来。

“在皮央遗址，我们发现的一柄双圆柄首青铜短剑，与四川盐源出土的短剑类似，甚至三角形的纹样都是一致的；又如在拉萨出土的一柄铜镜，镜柄样式是西方的，但镜面纹饰在云贵高原出土的同类物品中多有发现。”在霍巍看来，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，山河阻隔，没有贸易或人员交流，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“巧合”。

“过去人们讲到丝绸之路，往往想到的是北边的陆上丝路或者南边的海上丝路，似乎选择性的避开了青藏高原。青藏高原是封闭的吗？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说，绝对不是！”霍巍谈到，西藏考古发现了充分的证据，证明“青藏高原丝绸之路”的存在，青藏高原自史前以来，便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。

“这条‘路’并不是特指‘某一条路’，而是一个网络，在不同历史时期、不同王朝统治的背景下，长期存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。”

“青藏高原丝绸之路”的提出，引发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。但在霍巍的叙述中，这样的成果与川大考古系数十年来坚持的“学术道路”密不可分。

20世纪初期，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。西方理论主张以实物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，类型学、地层学为基本研究方法，但主要针对史前时期和没有文字记载的考古现象。

“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不仅有着几千年连绵不绝的文化传统，更有着独特的文字和文献体系。”霍巍说，如何在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时期考古之路，是川大几代学人苦苦探寻的目标。

上世纪20年代，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、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，把传统金石文献的范围扩大到甲骨、简牍等地下出土材料，提出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，开创“二重证据法”，深刻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。

1937年，著名的人类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家冯汉骥受聘于四川大学历史系，成了川大考古“第一代”。冯汉骥对“二重证据法”十分推崇，在办学过程中，主张考古与文献并用、互相印证。

同为川大考古系泰斗的徐中舒，更是提出将考古学与民族学、民族史、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，将“二重证据法”发展成为“多重证据法”。从此，重视文献成为川大考古学研究的一大特色。

霍巍深受“川大传统”的影响，所获如春风化雨，点滴在心。

霍巍的研究生导师张勋燎，是考古系的“第二代”。张勋燎主讲历史时期考古和考古目录学，一打开书本就讲方法论，讲历史时期的考古有什么特点、有什么材料、有什么方法解决问题。他告诫学生“事不孤起，必有其邻”，要用纵横联系的眼光看问题，把原本看似孤立的考古材料，摆回到它的历史背景当中去。在讲到具体案例时，张勋燎可以调动大量文献材料，运用‘朔望干支断代法’、‘地名、职官断代法’等十几种断代方法，解决若干时代问题，甚至可以把考古断代时间精准到年、月、日。

霍巍说，张老师的本事让他极为震撼，当年老师传授的方法，让他在日后的考古工作中受益匪浅，也成为了川大考古系的“传家宝”。

如今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川大考古系不断弥补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，在山地考古、西南考古、道教考古、藏传佛教考古等领域独树一帜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理论和方法。

这过程中的酸甜苦辣，霍巍最能体会。

在他的学生时代，考古学界中有人“言必称西方”，弥漫着“做文献的不看考古，做考古的不看文献”的风气。“坚定不移，走自己的路！”张勋燎说话的神情和语气，至今深深印刻在霍巍的心里。

参考资料——

宿白《中国石窟寺研究》、四川大学报《川大教授霍巍、李永宪：我们与西藏考古的三十年》、霍巍《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时代使命》、四川大学明远考古文物社口述历史文稿